更新时间:2026-02-22

在数学史上,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是一个如同神祇般的存在。他被后人尊称为“数学王子”,在数论、代数、分析、概率论等众多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这位天才的起点,其实和大家一样,也是从一位普通的小学生开始的。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高斯八岁那年。
彼时的高斯还在德国的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有一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完了加法运算,因为想稍微休息一下,便给全班同学出了一道题目。老师心想,这道题足够让这帮孩子忙活一整节课了。题目很简单,但计算量很大:\( 1 + 2 + 3 + \dots + 97 + 98 + 99 + 100 = ? \)
老师正准备端起茶杯,享受片刻的宁静,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分钟,小高斯就站了起来,把手中的石板交到了讲台上,上面写着正确答案:5050。
老师惊讶地看着高斯,这个答案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得出的?高斯向大家解释了他的思路。他发现,这组数字中,首尾相加的和是固定的:
\[ 1 + 100 = 101 \]
\[ 2 + 99 = 101 \]
\[ 3 + 98 = 101 \]
以此类推,直到中间的 \( 50 + 51 = 101 \)。
这就好比把这一长串数字倒序排列,然后与正序排列的数字对齐相加:
\[ 1 + 2 + 3 + \dots + 98 + 99 + 100 \]
\[ 100 + 99 + 98 + \dots + 3 + 2 + 1 \]
每一对的和都是101。一共有100个数字,所以总和就是 \( 100 \times 101 = 10100 \)。但是,由于我们实际上把数列加了两遍(正序一遍,倒序一遍),所以真实的和应该是这个结果的一半:
\[ S = \frac{100 \times (1 + 100)}{2} = 5050 \]
这就是著名的等差数列求和公式的雏形。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能够跳出枯燥的逐个相加,观察到数字之间的对称性结构,这种思维跳跃确实令人惊叹。这为高斯日后在数学领域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计算1加到100只是展现了高斯的算术直觉,那么他在19岁那年解决的一个难题,则真正证明了他作为“数学王子”的实力。
那是1796年的3月30日,在德国哥廷根大学,19岁的高斯正在攻读数学。按照惯例,他的导师每天会给他布置两道数学题。这一天,高斯像往常一样,顺利完成前两道题目。但在作业纸的最后,导师多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第三道题: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17边形。
在古希腊,几何学被视为一种纯粹而神圣的学问。尺规作图有着严格的限制:只能使用没有刻度的直尺画直线,只能使用圆规画圆弧。古希腊人早就掌握了正三边形、正四边形、正五边形的画法。然而,正十七边形的作图问题,自从提出以来,已经困扰了人类数学界整整两千多年。就连阿基米德、牛顿这样的伟大头脑,也没能找到解法。
年轻的那个晚上,高斯并不知道这道题的历史分量。他以为这只是导师布置的一道稍微有点难度的常规作业。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开始尝试。
起初,他沿用常规的思路,试图通过分割圆周来寻找顶点。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窗外露出了晨曦,高斯依然在草稿纸上画着。这道题确实非常棘手,但他并没有退缩,心想:“既然是导师布置的题目,那一定是有解的。”
就在天亮之时,高斯长舒一口气,他在草稿纸上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成功构造出了正17边形!
第二天上课见到导师时,高斯有些愧疚地说:“对不起,教授,我昨晚花了一整夜才把第三道题做出来,我太笨了。”
导师接过高斯的作业,看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的手开始颤抖,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你……你是自己做出来的?”
高斯困惑地点点头:“是的,但我花了一晚上才搞定。”
导师立刻让高斯坐下,拿出新的圆规和直尺,让他当面再演示一遍。当高斯熟练地在纸上画出那个完美的正17边形时,导师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道:“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的无解之谜?牛顿没能解出来,阿基米德也没能解出来,你竟然在一个晚上就解出来了!你真是天才啊!”
原来,导师最近正在研究这个难题,不小心把写有题目的小纸条夹在了给高斯的作业里。谁能想到,这个“美丽的失误”,竟然让数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星辰就此升起。
很多同学可能会好奇,不就是一个几何图形吗?为什么难倒了那么多数学家?高斯又是如何解决它的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数学原理。
尺规作图的本质,其实是在解代数方程。在复平面上,单位圆的 \( n \) 等分点,其实就是方程 \( x^n - 1 = 0 \) 的根(这些根称为单位根)。能否用尺规作图画出正 \( n \) 边形,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方程的根能否通过加减乘除和开平方运算表示出来。
古希腊人之所以能画出正三边形、正四边形、正五边形,是因为 \( x^3 - 1 = 0 \)、\( x^4 - 1 = 0 \)、\( x^5 - 1 = 0 \) 的解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
然而,对于正17边形,我们需要解的是 \( x^{17} - 1 = 0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高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盲目地画图,而是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了代数问题。
他证明了,如果 \( n \) 是费马素数(即形如 \( F_k = 2^{2^k} + 1 \) 的素数),那么正 \( n \) 边形是可以用尺规作出的。
17正是第三个费马素数:
\[ F_2 = 2^{2^2} + 1 = 2^4 + 1 = 17 \]
高斯不仅给出了正17边形的作图法,还给出了正 \( n \) 边形可作图的充要条件:正 \( n \) 边形可以尺规作图,当且仅当 \( n \) 是 \( 2 \) 的幂与若干个不同的费马素数的乘积。这个发现,彻底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难题,也将代数与几何这两个领域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
为了纪念这一成就,高斯去世后,在他的墓碑上,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刻上了一个正17边形。
回顾高斯的这两个故事,除了数学上的成就,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心理现象。
当19岁的高斯面对正17边形这道题时,他不知道这是阿基米德和牛顿都未曾攻克的难关。在他眼中,这只是一道普通的作业题。正是这种“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的状态,让他放下了恐惧和包袱,轻装上阵。
如果当时导师告诉他:“这是两千年来没人解出来的题,牛顿都失败了。”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面对巨大的历史压力,高斯可能会犹豫、恐惧,甚至根本不敢动笔。
在心理学上,这涉及到自我效能感和预期焦虑的问题。当人们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时,往往会本能地评估难度。如果外界赋予了这个问题过多的“光环”或“难度标签”,我们的潜意识就会产生防御机制,暗示自己“这不可能做到”。这种心理暗示,比问题本身更能摧毁一个人的创造力。
孩子们之所以常常能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少有循规蹈矩的思想,更少有畏惧心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尚未固化,不知道什么是“禁忌”,什么是“不可能”。
这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启示。
在日常的辅导或教育过程中,很多家长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预判孩子的能力。当孩子遇到一个陌生的难题时,家长往往会说:“这题太难了,你先跳过吧。”或者“这种题是竞赛级别的,咱们一般学生做不出来的。”
这种初衷或许是出于保护,想帮孩子节省时间,或者避免孩子受挫。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给孩子的思维设限。它向孩子传递了一个信号:你是有边界的,有些高墙你翻不过去。
一旦孩子接受了这种设定,他们就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退缩,而不是尝试。他们害怕的困难本身,害怕的是面对困难时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
作为教育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我们应当学会“延迟评判”和“鼓励试错”。
当孩子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我们要做的,是告诉他们:“没人知道答案,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就像高斯的导师无意中做的那样,把题目给孩子,然后退后一步,给他们留出足够的思考和试错空间。
高斯在晚年回忆起那个夜晚时,曾感慨道:“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难题,我可能就无法解开它。”
这句话,值得每一位家长和老师铭记。教育的艺术,在于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呵护孩子心中的那份自信与无畏。不要过早地告诉孩子世界有多残酷,也不要过早地定义孩子能达到的高度。
也许,你的孩子心中也藏着一个正17边形,等待着被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清晨唤醒。我们要做的,只是递给他们圆规和直尺,然后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